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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郵大運河拓寬新挖工程，在上世紀五十年代有兩次。第一次，史載是1956年11月13日，京杭大運河高郵段從與江都縣搭界，北至與寶應接壤的子嬰間，全長為26.5公里。第二年6月13日竣工，原來在西南角的唐代鎮國寺塔則成為兩河相抱的河心島的地標。第二次為1957年八九月間，至1958年10月運河西堤西移的整治工程。兩次工程動用了高郵甚至是興化的民工兩萬人，上堤、開挖、取土、運土、加固，使這條母親河成了致富河、幸福河。
人山人海場面壯觀。在全長26.5公里的戰線上，成萬的民工齊上陣，勞動、生活、作息按照準軍事化的規定管理。根據參與工作的同學父親王承煒向我提供的材料和口述，以及高中同學采風隊的觀察，首先糾正兩個錯誤，一是讓道保塔事，此事是由揚州水利專家周全考慮下拍板定格。二是“平津堰”一說，現在有人，甚至是研究專家也認為，運西高約二米的高郵段石工駁堤，就是平津堰。唐代李吉甫這位淮南節度使，考慮到“漕渠庳下，不能積水”，乃筑堤闕，以防不足，泄有余，名曰平津堰。”還筑富人、固本二塘，用來蓄水，可灌田千頃，揚州水利專家徐炳順在《揚州水道紀》第130頁指出：“因謂平津堰亦在高郵，又不知平津之名專以堰置在河中(筆者注：非在高郵湖或運堤邊)，而以平津堰為運河堤，則誤甚矣!”也就是高郵石工頭向北一段石工水泥結構的堤防，不是平津堰，說它是平津堰遺存之一，也勉強而言。采風中，只見到處是民工，他們在此，吃住無虞，家中生產隊照記工分，有的同學回來寫《固若金湯不是夢》，我則胡寫了《湖上的城市》意為高郵湖底將成為新城，均在墻報登出。語文老師說我想得幼稚，當時的勞動場面，比張元奇的《擔擔秧歌》更為壯觀，銘刻難忘。
參與四輪平車見習。從1958年9月初開始，我擔任高郵工業學校教務處職員。當時大運河高郵段拓寬，形成“兩河三岸”基本定型。學校有附屬工廠，當時專門生產四輪平車的輪子，由勞動模范雍友生和張益清負責組織生產，管理得井井有條。我參與見習的是鑄造車輪，做好沙模，灌進鐵水，鐵輪成型，還要打磨，拿沙紙打去毛刺，以保證輪子的平滑度。生產出輪子，配上其他方生產的車斗，則成為四輪平車，供大運河的拓寬工地使用。白天，不遠處就可登上河堤，當時運河中行駛的仍是木帆船，最多的三桅，其載重量不超過十噸，看舟楫來往，棹影有聲，也是那時的娛興。
說說有哪些在運河堆上消失的呢?首先，我想到祝賀建國的萬人提燈大會，大會起點在校場，聽老人說，過去這里也是鍛煉和開大會的地方。當時沒有電，沒有麥克風。會場是臨時搭的臺，掛著好幾盞汽油燈。如今大校場已被運河拓寬挖掉，已消失的還有通湖橋、本無橋，有較大口徑的涵洞，是汪老筆下陳泥鰍救人的地方。看花洞、放生寺、瓢庵也消失了。第一個為涵洞、放生寺，聽我祖父講過，此寺在運河邊上，樹木眾多，濃蔭蔽日，大概房屋有四五十間，是夏天觀景納涼的好去處。傳說瓢庵是觀音菩薩與水母娘娘斗智的結果。終以水母娘娘失敗而告終。觀音菩薩留下的一個瓢，被和尚覆蓋庵中井口，防止水母娘娘從井中冒出興妖作怪。五柳園和馬士杰的墳墓。前者為茶館、飯店，因院內植五柳而得名，在此吃茶和用餐，可隔窗邊觀美景邊用美食也。后遷至中山北路，汪老第一次回鄉曾在此用餐，并詢問了變遷的情況。而馬士杰的墓，原在“半畝園”，就浴時有不認識的人告訴我，挖墳遷棺，十多人用了一天時間，棺材是上等木料，棺板奇厚，移地依然土葬。
有所發現值得寫的有兩處。一處是原染化廠北邊，據錢幣收藏家聶廣鴻告訴我，大意如下，那邊發現的是大量的南宋鐵錢，數量之豐，朝代換帝，都有大量的錢幣被人收藏。鐵錢易銹，如此之多，似乎是一個錢庫被發現，少有。除此，楚國的錢幣(高郵曾為楚國的屬地)、“五銖”也較珍貴。張士誠在郵做皇帝定國號為“大周”，鑄的銅錢“天佑通寶”，是當時流行的貨幣。其他的還有少量的宋元明清的銅錢。另一處是邵家溝的漢代遺址，據考古研究并參與龍虬莊挖掘的李國耀介紹，此遺址有650平方米，是1956年的發現，有灰坑2個、灰溝1個、地窖一個，出土文物300多種，有泥灰陶器、青瓷器若干，漢代青瓷器能留傳至今的比較精致。更重要的是漢代道教符箓術片，我見過，像天書，細看大部分認識，這方面專家倪文才先生已有注釋，還有印著“天帝使者”的封泥，即傳遞信息，用有“天帝使者”四個字的泥土封口，出土的還有“五銖”銅錢。以及十分少見的元代至正年間的秤砣上刻有上述諸字。現上述遺存物仍放在高郵市博物館。幸者，聽說要出圖文并茂的專著《高郵文物》，這對挹古揚今，厥功偉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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